刘宇赤所著《经济微言》（下称《微言》）是一本并不十分起眼的小书。书中收录作者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３年经济政策言论３０篇，内容涉及宏观经济、农村与农业、工业与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生态与减灾、区域战略等方面。这是一本需要结合二十余年改革开放背景并值得认真一读的问题之书，虽然没有完备理论系统，但大致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市场、政府与企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核心内容。在中国近些年的经济研究中，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宏观研究和以企业个案为重点的微观研究一直非常活跃。这种状况的出现自有其必然性：中国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从宏观层面探索如何建立与完善市场体制、以及从微观层面探索如何将企业真正培育成为市场微观主体，是两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因而吸引了诸多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关注。然而，在这两个领域研究十分活跃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现代经济学所关注的“市场、政府与企业”三个环节在中国的经济研究中，“政府”这一环节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主要表现在，已有对“政府”的研究多结合在对市场经济宏观体制研究之中，且集中在抽象层面谈“政府”的角色定位，而站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相结合的支点上、从中观层面研究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基本工具的经济政策问题相对较冷，甚至某种程度上有被忽视的现象。
作为一个地级市政府的学者式官员，《经济微言》的作者刘宇赤先生正好利用“地利”之便，站在这样一个中间位置上思考经济政策问题，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仅有宏观体制与微观主体两个环节不行，同时少不了作为连接宏观体制与微观主体之间的政府经济政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说宏观体制搭建了平台，微观主体企业是平台上演戏的主角，那么，政府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就扮演了导演的角色。《经济微言》一书的特色恰在于围绕经济政策研究做文章。一方面，作者以其较为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与智慧，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根据经济实践的需要，探索既适合经济学一般规律、同时又适合中国或地区具体情况的经济政策，以指导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作者又通过对丰富多彩而又纷繁复杂的经济实践活动的观察，对各项经济政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与效用发挥进行深入思考，并发掘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东西，探索实践表象背后的内在规律，并试图将这些规律上升到经济理论层面，以充实相关理论，使之更好地指导下一步的经济政策制订与实施。正因此，我们可以说，《微言》站在中观层面、以经济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当下的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与视野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围绕将经济理论落实到经济政策，围绕经济政策，从《微言》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经济学界很少提及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学界经常谈及投资结构的优化，而在作者的笔下，优化投资结构在政府政策指导层面已经逻辑地细化成“投资主体：变单一为多元；投资规模：变随意为科学；投资机制：变无序为有效；投资方向：变盲从为合理”的工作要求。（《优化投资结构刍议》）；而谈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者更是从一个经济政策制订与实施者的角度发现：“粮食总量：忧少也忧多；市场杠杆：调满也调缺；政府作用：推进也推退”。而作者的这些论述已经被经济实践所证实。
在将对经济政策运作与效果的思考上升到经济理论层面上，《微言》的作者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正因为这些工作建立在经济实践基础之上，使得作者在论及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不受“科班经院式”的条条框框限制；对经济现象的评述，不受“当局者”的政绩功利影响。比如，经济学总习惯将农业部门作为落后部门，经济理论研究也多将农民作为观念落后者，而作者通过其对农村经济政策实践的观察却认为，“由于农民是作为个体参与市场经济的，其思想观念的更新又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城市，企业职工乃至机关干部是以整体的一部分参与改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改革的要求，不如农民的感受那么深刻、那么具体，因而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可能落后于农民，如‘姓氏’忧虑、‘公私’争论、官位意识等等。可以说，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城市干部职工解放思想有着不可置疑的先导作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农村发展趋势》）。再比如，一般经济学者抽象地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的转换，而作者却通过亲身体会深有感触地写道：“转换经营机制，没有企业内部动力不行，但只有这一个动力也不够。因为企业应有的自主权，原来被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着，放权的主动权不在企业手上……矛盾之所以难于解决，症结在于政府部门迷恋于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运行机制，习惯于命令、指挥，不甘于做服务工作，特别是有权就有利，放权就等于既得利益的损失。摆不上桌面，而又实际存在的局部利益、个人利益，使得政府及部门转变职能的难度更大，并且已经明显地滞后于企业改革，有的甚至成为企业转换经济机制的障碍因素。”（《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对政府的要求》）
当然，作者书中也有一些看似纯粹的经济学思考。但由于作者作为一个经济务实者的背景，也使得这些纯粹的经济学思考的文字更贴近历史与现实。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微言》作者在做学问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作者在《自序》中坦承：“文稿中有些观点和认识，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但却带有‘历史’的痕迹；也有许多见解和立论现在看来不言而喻，但在当时还需要一些勇气；还有不少想法和预见在今天或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依然有些意义。”由此引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认识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主导因素是为政还是为学？为什么说出不言而喻的东西反而需要某种勇气，甚至于要承担一定风险？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涉及地方干部素质，深层次的原因存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利益、职能、权力等政府架构模式之中。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并不算长，其间经济学、政策学等学科在基本学理层面并无太多变化，但其间相关政策的变化却多得让人目不暇接、难断是非，尤其某些学者、政策制定者与市场主体之间有意或无意的“合谋”行为更给地方政府管理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或混乱。这一切都在作者的文字中有所反映。
整体上看，《微言》值得我们一读，尤其值得经济理论工作者一读。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曾经批评主流经济学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因为它离社会经济现实太远。因此，他主张经济学研究应该建立“直面现实”的传统。这大约也是《微言》客观上提供给所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个“大义”吧？
（《经济微言》，刘宇赤著，湖南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８月版，２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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